译论||李红玉:翻译研究中的新视角与新洞见——《翻译中的酷儿

2019-10-22 13:58:03 

资料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3期

出发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见解

翻译中的酷儿研究综述

李宏宇

早在1999年,luisevon hotow就敏锐地捕捉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281-284)的新发展方向,但这一领域的发展却已经慢了20年。2017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由爱泼斯坦(b.j .爱泼斯坦)和罗伯特·吉列(robert gillet)编辑的《翻译中的酷儿》。这是第一部聚焦酷儿翻译研究现状和未来可能性的论文集,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的编辑爱泼斯坦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文学和公共事务高级讲师。吉列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德语和比较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两人在文学翻译和酷儿研究方面写了大量文章。该文集由1篇序言和13篇文章组成,涵盖了广泛的语言、地理位置、历史和主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旨在“消解翻译概念,消解(1)翻译问题,分析作为一种性别、一种政治和一种概念的“消解”是如何被翻译转化的”(爱泼斯坦·吉列1)。这本文集主要展示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四个方面:“酷儿、翻译与后殖民”、“酷儿翻译”、“酷儿作品翻译”和“酷儿与广义翻译”。

我酷儿,翻译和后殖民

酷儿、翻译和翻译研究之间有什么联系?在酷儿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酷儿翻译和翻译中的酷儿问题?对此,本文对前言、第一条、第二条和最后一条进行了初步探讨。《序言》探讨酷儿与翻译的关系。爱泼斯坦和吉列(Gillette)认为,传统的性别概念和传统的翻译概念一样,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虚构想象:性别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对应儿童的性别,语言也不是透明的媒介,意义不能完全从一种语言传递到另一种语言。在酷儿看来,“翻译被视为一种表演实践,一种模仿,一种意义的无限延迟,一个表现他者性、霸权和从属地位的地方”(1)。(1)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怪异的,奇怪的,“翻译是探索奇怪本质本身的恰当隐喻”(性别和性的社会建构性是奇怪理论的基石吗,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翻译揭示了这种社会建构性。作者列举了翻译和酷儿(3-4)的相似之处,认为反思和批评是酷儿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基础。

《重新映射翻译:酷儿英伦十字路口》(Re mapping Translation:酷儿英伦十字路口)关注后殖民语境中的酷儿文本策略,特别是印度语境中的酷儿文本策略,指出如何将以美国为中心的酷儿身份及相关表达翻译给当地读者,不属于外国与国内、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也关注新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翻译中的影响,这是译者面临的共同问题(8)。作者认为酷儿英翻译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酷儿理论应与翻译研究相结合,解构西方权力、语言和异性恋规范的主导地位。“叙述中的奇异性和叙述中的奇异性:阿拉伯世界的殖民奇异性”(queering queers:殖民queers studies in the Arab world)认为奇异性并不等同于lgbt②身份,奇异性应该扰乱主流和主导文化。作者以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为例,展示了西方同性恋殖民者如何“去同性恋”(26),并认为“去同性恋”是同性恋非殖民化的重要策略之一(31)。

“酷儿翻译:反思语言和文化空间中的性别和性政治”(酷儿翻译:反思语言和文化空间中的性别和性政治)。然后总结了同性恋话语全球传播背景下酷儿翻译研究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考察植根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性别和性相关术语翻译的滑移和差异,这实际上是“比较酷儿实践”(173);二是关注翻译中的性别政治,将翻译作为一种奇怪的实践来探索。第三是关注翻译如何挑战酷儿研究中常见的英语偏见。

第二,酷儿翻译

从酷儿的角度来看,性别、性以及翻译都在表演。译者以奇怪的态度翻译/表演,这就是奇怪的翻译。论文集中的第3至第5条显示了酷儿翻译的可能性。在《揭示和掩盖翻译与性别的伪装:背叛文本与身体》(揭示和掩盖翻译与性别的伪装:双重穿越文本与身体)中,艾米丽·罗斯揭示了她是如何从([跨性别)的角度实验性地运用各种激进的翻译策略进行酷儿翻译的。然而,在《晦涩的诗学:阿列克谢·阿芙汀的酷儿翻译》(逃避的诗歌:阿列克谢·阿普赫金的酷儿翻译)中,布赖恩·詹姆斯·贝尔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作家和音乐家阿芙汀的诗歌翻译,并解释了另一种酷儿翻译形式——晦涩的酷儿翻译。摘要: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詹姆斯·鲍德温的乔凡尼的房间里的翻译失败》从翻译失败的角度分析了鲍德温的《乔凡尼的房间》中作为叙事工具的翻译,并详细讨论了鲍德温是如何通过翻译讲述他的同性恋故事的。

3.酷儿作品的翻译

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旅程注定了酷儿的“反叛”。收藏的第6至第9篇论文展示了酷儿植根于当地语言和文化的作品。在通过翻译进入不同语言和文化,面对不同读者的过程中,酷儿的作品发生了变化,变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全球酷儿?翻译中的台湾同性恋文本”(全球同性恋?翻译中的台湾本土文本)讨论了葛浩文对白先勇《邪恶之子》的翻译和葛浩文对朱天文《野人笔记》的翻译,分析了美国奇异性在两部中文原著中的反映和折射,以及奇异性在两个英文译本中的进一步体现。“酷儿翻译/翻译酷儿在日本的“同性恋热潮”期间”主要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同性恋写作爆发期间美国同性恋作品的翻译,发现日本翻译对原文进行了改编以适应日本语境,并讨论了翻译对日本读者,主要是同性恋群体的影响。然而,《要注意的差距:德语中的艾莉森·贝克德尔》(Gaps to Watch for:Alison Bechdel)揭示了美国喜剧作家贝克德尔的女同性恋题材系列《戴克斯》德语翻译中酷儿的转变,并探讨了背后的酷儿因素。《去激进化:消除儿童文学中的酷儿》(ERADERICATION:MINING ThE酷儿文学)聚焦于两部英国青年小说的瑞典语翻译,分析了瑞典语翻译原文中酷儿性别和性取向的去激进化和去激进化,发现翻译的特定读者群体——青年读者——也会对酷儿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酷儿与广义翻译

该文集第10至12条从广义上论述了酷儿和翻译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翻译”不再局限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文本转换,而是涉及更广泛的转换问题,如符号间转换、文本模式转换等。

在《你的概念的女王故事:翻译南方野兽中的性和种族主义》中,翻译是指以适当的方式向儿童读者转化和展示成人文化的内容。本文从酷儿的角度来解读电影《南华早报》中母亲怀女孩的故事。它认为当父亲讲述性和性欲的这个事实时,他采用了适合孩子的幻想,隐藏了特定的和规范的异性性行为,切断了性行为和生殖之间的关系。因此,文章认为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酷儿抵制与生殖有关的异性支配。

欲望的翻译:欲望的酷儿翻译:娜塔莉的酷儿可见度...克洛伊“把如何通过电影中的叙述和空间来表达女同性恋的性取向作为翻译,也把电影的翻拍作为以前电影的翻译。另一方面,《莫妮卡·维蒂希(Monica Wittig)的女同性恋体中的翻译和女同性恋失败的艺术》考察了维蒂希的法国女同性恋散文选集《女同性恋体》的翻译及其英译,以及维蒂希从语言翻译和性别翻译两个维度对其他同性恋作家的影响。

五、特点、启示和不足

《翻译中的酷儿》是酷儿和翻译研究领域的第一部散文集,集中探讨了酷儿、翻译和翻译研究丰富多彩的可能性。它带来了新的见解,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系列的主要特点包括:

首先,它展开了多层次的探索,试图为酷儿和翻译研究建立一个范式框架。目前,酷儿和翻译的研究成果还很分散(哈维1998;;2000年;keenaghan,1998年;Baer 2011等等。),尽管一些专著也在翻译中关注同性恋(baer 2009),但发展缓慢。没有发现集中于酷儿和翻译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也没有真正形成独立的“范式”。这本散文集里的所有文章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理论讨论和案例研究相结合,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酷儿的基本框架和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在理论层面,散文集展示了酷儿、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关联性、研究价值、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巩固了酷儿和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研究维度上,《论文集》积极探索研究方向,从酷儿翻译与后殖民、酷儿翻译实践、酷儿作品翻译、广义酷儿与翻译四个方面明确展示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广阔空间。从理论来源和研究领域来看,论文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展现了文学、媒体、政治、语言学和文化中酷儿与翻译研究的交叉,丰富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内容。

其次,它对酷儿的全球化话语表现出高度的警惕性和后殖民意识。从前言开始,散文集就对以美国为中心、以英国为霸权、古怪的全球化话语保持高度警惕。除了上文第二节详述的“酷儿、翻译和后殖民主义”主题下的四篇文章外,论文集中的其他文章也涵盖了跨语言文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酷儿问题。学者们关注印度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瑞典语和英语之间的酷儿翻译以及翻译中的酷儿问题,揭示了权力运作的不平等性,提醒读者不存在全球一致的酷儿。在美国引入、应用和翻译酷儿概念时,我们应该警惕西方霸权的影响。全球和地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读者的差异决定了酷儿在其他国家的出现。

3.秉承酷儿精神,它对自己的领地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展示了其持续的边缘立场。酷儿拒绝被分类和定义,以保持其“独特性”。这不是一个有明确内容的实质性概念,而是主要代表[的某种策略、态度或立场……]反对同化,强调差异”(杨洁16)。翻译中的酷儿继承了这种酷儿精神。它并不试图给酷儿强加一个定义或一个领域来指导这本书。相反,它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酷儿的能指和所指在每篇文章中滑动,反映了酷儿理论最重视的“可变的、开放的和未完成的”特征(同上:11)。同时,这种奇怪的开放性也反映在翻译的定义中。本文不仅关注传统语际翻译,而且关注以转换为核心的广义翻译,这在翻译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开放的领域打破了学科界限,打破了读者的思维模式,关注边缘问题,给酷儿翻译研究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散文集的主要启示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它可以拓宽中国学者对性别和翻译研究的视野,并从酷儿的视角引领中国的翻译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没有关注性别与翻译之间的可能联系,更不用说从酷儿的角度来审视翻译和翻译现象了。然而,翻译中的酷儿将性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翻译研究。受这本文集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酷儿与翻译研究:(1)立足本土语言和文化资源,观察国内翻译研究,探讨酷儿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基础;(2)考察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外文本翻译中奇异性的变化及其影响;(3)回顾中外文学或中国文学的翻译史,审视酷儿文本的翻译,揭示酷儿的历史变迁。(4)探索本土酷儿翻译家的酷儿实践。

其次,可以深化中国翻译研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突出课题。然而,意识形态本身的定义相对模糊,学者们在提到意识形态时往往只关注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翻译中的同性恋”强调了性意识形态,即异性恋、同性恋或其他形式的同性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它讨论了把异性恋视为正统的异质规范社会如何影响译文的选择和阅读,并展示了如何颠覆蔑视同性恋或同性恋恐惧症的异质性别歧视(扉页)该书对深化我国相关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有重要启示。

由于酷儿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仍处于探索阶段,翻译中的酷儿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在翻译研究中引入酷儿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时没有充分解释,散文集后没有关键词及其定义,导致读者理解困难。作为另一个例子,一些关键的概念,如易装癖和翻译在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提及,但它们只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深入讨论。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另一个例子是一些论文的结论不令人信服。例如,“母亲如何怀上你的酷儿故事:华南野兽翻译中的性欲和种族主义”认为,父亲告诉女儿的和母亲如何构思她的故事,表面上并没有提到异性性行为。因此,很难相信这个故事抵制基于生殖的异性恋规范,因为对6岁孩子讲的故事仍然是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其本质仍然是异性恋和生殖。它不能成为一个“酷儿”故事,因为它强调了父亲和母亲是如何相爱的,然后“小睡一会儿”,而没有提到具体的性行为。

然而,酷儿在翻译中仍然存在许多缺陷。翻译中的酷儿全面展现了酷儿与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它具有里程碑意义,对翻译研究、性别研究和酷儿研究的学者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对文学研究和电影研究的学者也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李宏宇,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研究兴趣:翻译研究,性别与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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